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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斌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0(2):30-36
茶与酒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相互之间各有所长而内在紧张。敦煌写本《茶酒论》生动刻画了茶酒之辩的核心问题,从自然属性、社会功用、健康养生到道德教化,茶酒之间历经了茶酒并行、茶酒争胜、褒茶贬酒的趋向,最后以水的出场调和而告终。研究茶酒之辩,既要汲取与超越以茶喻佛、以酒喻道、以水喻儒、三教合流的解释,更要借鉴茶酒争胜所展示的文化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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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放在"规范性"与"事实性"二元维度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要么对于资本逻辑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以"非正义"的应然逻辑来实施批判,从而成为一种"规范性政治哲学";要么是基于剩余价值理论所指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铁的规律"的"政治科学"。那么,如何解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存在两种政治理念的解释困境呢?实质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阐释困境"向后看"发端于第二国际,"向前看"可通过嵌入"规范性视角"与"经验性视角"的理论传统回溯发现它们一直是马克思思想的养料。在马克思自身的思想文本中同样可以确认,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的理论根基是奠定在双重视角之上的,既不能简单地认定其为"规范性的政治哲学",也不能简单地归结其为"实证性"的纯粹"经验科学",而应该是两者的"合题",从而实现政治哲学史上的变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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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以贝尔纳、霍尔丹和李约瑟为主导的英国左派科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之间做出的卓越贡献完全可以与英国新左派思想家:汤普森、威廉斯和霍布斯鲍姆等人相媲美。他们在20世纪30—40年代所进行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活动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在英国推向高潮,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入科学领域,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时至今日,追寻他们在那个时代的脚步,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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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定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可以从其“拜物教批判”所具有的内涵出发加以深化.拜物教批判是对特殊替代普遍过程的“颠倒”,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政治关系不过都是一种“特定”的存在,将被“普遍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政治形态所替换.拜物教批判内涵的“对象规定性”决定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政治必须将其置放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中才能真正切中其“政治的本质”.拜物教批判使得人们能够洞识历史本质,从而激活阶级意识以颠覆资本主义财产权的政治体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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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具有自身的独特形态。与之相联系,在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上,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为认同,其二是承认。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所内含的哲学之为哲学的一般品格,承认则以揭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为关注之点。中国哲学的衍化过程,同时涉及"思"与"史"的互动,而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不仅理解为既成之"史",而且也界定为处于生成过程的开放之"思"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以上两个方面的统一,既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哲学"的历史,也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历史"的哲学。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衍化过程中,同时又面临"中西"之辩,"中西"的背后,实质上则是"古今"问题。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超越"以西释中"或"以中释中"这一类"中西之辨"而走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在中西会通、古今交融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发展将同时融入世界哲学之中,并呈现世界性的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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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云“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中包含着“夭寿(生死)与命之间的关系”以及“修身立命”这两方面的问题。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在时间的视域下,将此在解读为“向死而在”,与言说“生生之大德”的儒者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命定的偶然性(个体的人必然有具体的实质限定)、必死性(有限个体必有其死)和使命义(人禀受善性而有道德使命)这三者构成了《孟子》中的“命”义。孟子反求诸己,追求人的本然善性和生之尊严;海德格尔则认为面对死亡的决断,是个体成为本真存在的关键,而儒者的生活方式可视作本真存在的一种可能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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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象看,手忙脚乱源于生活失序,生活失序源于人心失序、自性迷失,进一步则由于人道退隐,其最终根源则是天道退隐.或者说,由于不信天道,人道由人自我确立而陷入意志之争,由意志确立生活之序而放纵知识、欲望,从而造成人心及生活失序,人人忙个不停."闲"是对"忙"的超越,是无序生命的有序化,是秩序的呈现;从根源看,"闲"是天道、天理呈现于世界,流行于人世、人心,是人道呈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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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元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6(6):38-43
张载的“存天理灭人欲”说,经过二程与朱子的强化,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天理人欲之辨的道德约束对象最初只是儒家士大夫,要求他们不以一己私欲害国家之公益,同时也是儒者的道德自律,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朱子学在南宋成为显学后,理欲之辨转变为对普通民众的要求,出现了一种错位,因此遭到明末清初许多学者的批判,但道德严格主义的理欲观仍是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主流.李光地、张伯行、华希闵等在注释张载《正蒙》时,肯定其合理性.当今需要重新认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史意义,并肯定“尊崇理性,反对私欲”的理欲观的积极价值. 相似文献